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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传》新书出版 2017-05-27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其学识渊博、散文创作的深厚功力,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无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不可忽视,但其在日伪时期又充当了汉奸,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回避的污点。本书作者以精致流畅的语言叙写周作人的一生事迹,对周作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做了细致的探析。作者的文字不枝不蔓,既无学究气,也少有多愁善感的矫情,娓娓道来这位想做隐士而终陷于泥淖的散文大家的一生。

   余斌,1960年生于南京。1978—1989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擅长传记、散文写作,著有《张爱玲传》《当年文事》《周作人》《提前怀旧》等。

 

余斌

 

从写书的角度去说,传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写的,一类是难写的。给周作人做传,显然属于后一类。说难写,其因有三。第一,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以我看,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第二,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对这样的人物,评断上要拿捏得准,把握住分寸,做到恰如其分,颇不容易。第三,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前两个难题可以合二而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周作人有了较透彻的了解,评断也就自在其中。这方面因为已经有过几本很不错的周作人传记,作者可以占些便宜。最麻烦的却是第三条——对于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可读性也许应是第一位的,偏偏传主不给我们提供增加可读性的机会。对此,除了多一些叙述,少一些议论,文字力求平易浅显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深入浅出”应是这类书最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但一边写着,一边我就在怀疑,我是否既未能“深入”,也没做到“浅出”。因为我总想,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不抵达他内心的某些角落,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写了也等于白写,所以不免要对传主思想的起承转合做些交待,可这么做时,又在不住提醒自己,不可卷入太深,纠缠太过,再不抽身退步,读者就要弃书不观了。如此忽“深”忽“浅”,首鼠两端,其结果,很可能是于“深”于“浅”,两皆失之。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十六

“两个鬼”

人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尤其是像周作人那样的人。鲁迅常告诫说,要论人,就得论及人的全般。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形象,鲁迅却特别提醒人们,五柳先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他那么说的时候,未必会联想到周作人,不过在三十年代,的确很有些人愿意把周作人来比陶渊明的。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将自己身上“金刚怒目”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不过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正像陶渊明之为陶渊明,最重要之点还是他的隐逸态度。

其实,即使在为学生奔走,与陈西滢等人笔战正酣之时,周作人也不是那么义无反顾。一方面,在众人面前,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当他独自面对自己时,他又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怀疑:这么做有意义么,值得吗?常常在一轮舌剑唇枪过后,他会产生一种无聊、疲乏的感觉。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训,读到其中这样一段话:“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聊忆前训,即托故速归。”他大发感慨道:“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谈政治什么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滚出这个道德漩涡不可,反对假道学和伪君子岂不是与反对无耻政客一样地危险,即使没有大之小之的各种灾难,总之也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这篇题为《我最》的文章发表在《语丝》上,有些话是讽刺语,借了“惭愧”来表示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视,不过“立志滚出这个道德的漩涡”,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又确是他内心的真实。中国旧式读书人一向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着古来读书人的影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知识分子身处混乱的中国现实中,实在也看不到有何“达”的可能,何况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适于宁静的书斋生活。若是从到南京求学时算起,他在独善其身的书斋生活与投身社会改革浪潮之间已有过好几番进退了,他本不想过问世事,熟识周氏兄弟的人都认为鲁迅“热”,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还没有“冷”到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太叫人烦心了,要视而不见并不像孩子在一边哭闹他仍能埋头读书那样容易。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无情地“严于解剖自己”,周作人却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人,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他自言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可是当那“流氓鬼”要引着他尽兴撒野时,“绅士鬼”就会出来拦着,于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没踪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绅士鬼”走,“学习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时,“流氓鬼”又不答应了,要冒出来破口大骂“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有趣”。于是乎,“绅士鬼”又缩了头。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绅士”,“流氓鬼”与“绅士鬼”二者都有他恋恋不舍的某种东西,他欣赏“绅士的态度”,却又钟情“流氓的精神”。“绅士的态度”是矜持、体面的,内底里是讲秩序,讲等级;“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现存的秩序,反叛权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给绅士们的“好的世界”添点乱,让其不那么如意。

要说鲁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么《现代评论》派诸人就可以看作是“绅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绅士”之间,常常不能协调身上的“两个鬼”,使之合而为一,也只好一会儿做“流氓”,一会儿做“绅士”了。因为有“绅士”的一面,他即使在与鲁迅并肩与现代评论派对阵时,态度上与鲁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鲁迅是棒打一大片,对正人君子一个也不放过,他则几乎只是和陈西滢一个人单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打不打“落水狗”的争论。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49年以后曾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名文直接针对的是林语堂,从头里说却是周作人引来的: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后,周作人便觉可以息兵罢争了,有位曾经提倡白话文的老资格人物吴稚晖出来说,章士钊既已倒台,再施以攻击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马上撰文应和,提出应该讲究“费厄泼赖”精神,在一篇题作《失题》的文章里又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般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和身份。”他这番话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时也还留有几分奚落对手的“师爷气”,同在《语丝》上写文章,后来成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把话头接了过去,一本正经来了一通并不幽默的发挥:“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以为对手败了,已然自据为胜利者的身份,有资格来行大度宽容了,林语堂实在要比周作人“老实”得多。

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的文章,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说,老实人以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会忏悔,不再咬人,事实上却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会再被狗咬——“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果如鲁迅所料,先是章士钊的党徒成立“女师大公理维持会”,扬言要找那些帮助学生的教职员算账,其后又有当局屠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周作人的“费厄泼赖”眼见得是有些“迂”了,他写了《大虫不死》一文,对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评,其实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说,他是间接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当然,单凭了鲁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将周作人身上的“绅士鬼”赶跑的,周作人也不会因为某一次在事实面前的碰壁就改变了习性,就此彻头彻尾做“流氓”。对这一点,他的论敌倒是一直有着准确的预感和判断,陈西滢等人一边同他打着笔仗,一边也就看出他与鲁迅的不同,对兄弟二人区别对待了。他比较兄弟二人道,“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是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正是叫阵的当口,陈西滢的话也自然含讥带讽,不过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对二人态度上的差别,鲁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员,“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暗示的正是这一点,比较起来,对周作人还不能算是不留余地。正因为感应到了周作人身上“绅士”的一面,就有了这样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陈西滢等人指名道姓打笔仗的是周作人,一开始他也确是《现代评论》诸人正面冲突的头号对手,所谓“攻周专号”,首先是针对他的,可是笔仗打着打着,原先只是作为“周氏兄弟”组合而被扯进来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被看作真正不能两立的冤家对头,“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过一边了。

相比起来,徐志摩的一段话更能表明“绅士派”人物对周作人的态度,他称鲁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读,“平常零星的东西”(当是指鲁迅论战批评一类的文章)“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者没有看懂”;至于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鲁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学。”说鲁迅的话是尽量地刻薄,不能当真;说到周作人,总还留着几分客气和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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